四十年前的一块上海表

    星期天一大早，时任山东省军区独立师炮兵团122炮营营部书记的我，脚蹬自行车，来到潍坊市工农路（现潍州路）邮电局取回包裹。我拆开包裹一看，外层是母亲晒得挂满白霜的熟地瓜干，里面用洗净的棉布，包着一个小木盒。撬开木盒，抽出塞得严严实实的棉花，一块用塑料袋包着的“上海”牌手表跃入我的眼帘，我高兴地蹦了三个高。盒里还有父亲的信，老人嘱咐我，这块表是凭公社党委书记“钦批”，奖励先进村支部书记的“手表票”，到供销社购买的，戴上表，好好干。

    我端详着上海表紧俏全国的高“颜值”，掂量着相当于我两个半月工资（当时排级干部月工资52元）的含金量，眼中汪着泪水，读懂了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父母心。

    从我记事起，大多农户没有钟表。有时碰上回乡的“出外”人，手脖子晃着光闪闪的手表，馋得流口水。上小学后，自己在精瘦的左手腕上画手表，同学笑我“臭美”。高中毕业后，我被聘为联中教师，手头拮据，仍是“望表兴叹”。那时社办中学，资金匮乏，于家联中校舍分设两村。每天我都要提前半小时，双手抱着教案和学生作业，从教师办公室步行赶往借用原家民房的四级一班教室，靠挎包携带的一只马蹄表（闹钟），掌控教学相长的时间。1972年底，于家联中王启仑校长带领师生吹号打鼓，夹道相送，泪眼惜别，送我走进军营。当兵四年，我把每月6元津贴（第二年后逐年递增）汇给父母，提干一年多，也舍不得买那手腕上的“宝贝疙瘩”。

    我收到父亲寄来的新手表后，喜中有忧。我记得，1976年底，在精简整编的节骨眼上，我赶上了战士提干的“末班车”，全团千余名战士，仅有五六人提拔为干部。当时，团、营首长提出要求：“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艰苦奋斗的本色不能丢。”想到这里，自己暗下决心，说啥也不能刚提了干，就“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啦。于是我把新手表放进办公桌抽屉里，“咣当”一声挂上锁。

    手表本来就是戴在手上看时间的，而我却将它锁进抽屉，打进冷宫，委实有些不近人情。遇到去团部开会或外出办事时，我就恭请手表“出山”，用手绢包好，放进上衣兜里，帮我准确把握时间，归来后再让手表蒙受委屈，锁进抽屉。前后三四个月，我那块崭新的上海手表，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收藏表”和“怀表”。

    一天，副教导员来到办公室，正碰上我在拨弄手表。一看“露馅”了，我只好把“秘密”从实招来。这位首长一听就乐了，他笑着说：“戴手表便于工作，你放心戴就是了。”那块上海手表，从此告别了“地下工作者”的身份。

    打那以后，人不离表，表不离身。时隔年余，新婚妻子知道手表的故事后，拿出积攒了半年的工资，悄悄托人又买了一块上海表，送给父亲，让父亲也过足了“手表瘾”。

    40年来，父母送我的这块“第一手表”停摆“退役”后，我戴过时兴的电子表，也戴过内弟送我的英纳格、雷达等“洋表”。尽管手表“更新换代”，但我坚持准确“对表”的初心始终没有变。当年，我戴着它，与党的召唤“对表”，与军队命令“对表”，与首长指示“对表”，几经裁军洗礼，在那座激情燃烧的营盘，奉献了27载青春年华。20年前，我转业地方，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与“党史研究要姓党”的使命“对表”，用心打造资政育人精品。如今年届花甲，乐于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对表”，与亲朋好友的阳光人生“对表”，与自己喜欢的有趣事情“对表”，融入快乐大本营。

    时光知味，岁月沉香。阳春三月，我陪着91岁的老娘，揭开了抽屉里的圆形铁盒，里面珍藏着两枚父亲生前最崇敬的毛主席像章，一枚父亲用了一辈子的梨木手戳，还有那块曾经留有父亲体温的上海手表。我轻轻抚摸尘封十年、依旧闪闪亮的手表，转动表把，上了表弦，嵌着“红点”的秒针，竟神奇地“跑”了起来。我把手表紧贴耳边，还是那么悦耳的跑表声，“哒哒”地响着。听着听着，眼前又“蹦”出40年前的那些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