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初心·致敬先烈”专题-宋寿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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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寿田，原名宋延棋，1899年出生在莒县招贤镇大罗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父亲宋文升，秉承古训，把忠、孝、勤、俭作为治家格言。宋寿田自小受着严格的封建家族教育，因而形成了刚直、富有正义感的个性。少年时在本村私塾读书，从书中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对梁山一百单八将，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等英雄好汉非常佩服，特别是岳飞挥刀立马杀金顽的故事则更是百听不厌。在学余课间，与同学们游玩时，他往往自扮岳飞，梦想着能做一个救国救民的大英雄，那时，或许有一个朦胧的、朴素的英雄形象扎根在他的心底。他崇尚英雄而心地又非常善良，当时正值清朝末叶，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所以村塾里虽有几个读书郎，但家境大都很苦，有的甚至不得温饱。宋寿田很同情他们，经常从家里拿煎饼给他们吃。民众的疾苦，他从小就亲眼目睹并有亲身体会的。

    1922年，一直怀有志向的宋寿田考入驻临沂城的山东省立第五中学。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鲁迅、李大钊等人的著作和进步书刊，已得到广泛传播。宋寿田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书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在一次同学集会时，他登上讲台，慷慨陈辞，抨击时弊，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他的演讲博得了广大师生的称赞。

    但他正义的行动引起了学校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把宋寿田视为危险分子，加以“训导”，并通知他的父母对他严加管教。本份老实的老祖母唯恐孙子惹出祸端，又怕兵荒马乱，被拉了壮丁，于是宋寿田退了学，回家务农。

    宋寿田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和慈祥和蔼的老师，非常痛苦，但他反对黑暗势力，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火花并没有熄灭，回到家乡后，把所接受的新思想不断地向本村和邻村青年传播，并带领他们同农村中的恶势力做斗争，他和受苦人一起联合起来反对虐待童养媳、放高利贷等丑恶现象。他的行为触怒了村中封建宗族势力，被指责为大逆不道。毕竟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受的是封建思想的教育，祖母与父母双亲也对他严加训斥和管束。农村落后的封建意识，严重压抑着宋寿田的思想感情，他愤怒，他思考，他要反对封建主义，要自由，一颗向往光明之心促使他离开了家乡。1924年春，宋寿田毅然冲破家庭的重重阻挠，到博山同兴公司，当了一名煤车押运工。

    宋寿田到博山后，看到煤矿工人长年在井下辛勤劳作，生活待遇却极其菲薄，对他们寄以深切的同情，深感不起来反抗斗争就没有出路。他曾在一首《咏矿工》的诗中写道：

    井底新开小有天，熙来攘往一绳牵。

    采煤不顾风波险，穿径犹将肢体踡。

    乍见惊为泉下鬼，重逢似作隔世观。

    佛言地狱皆虚幻，到此翻疑是信然。

    这时，山东的工人运动在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领导下，掀开了辉煌的一页。以“反压迫、反剥削，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为内容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并不断取得发展。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强烈地震撼着宋寿田的心，他意识到，只有革命，穷苦人才会得解放，过上好日子。这年夏天，宋寿田结识了王尽美和负责博山工人运动的邓恩铭以及济南火车站站长石钟智、铁路夜校教员孙景山等共产党员。在和他们的交往中，他们光明磊落不与世俗合污的人格，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思想，使他无比佩服，他们先进的思想，点燃了他那颗朴素的爱国爱民之心。于是宋寿田积极向他们靠拢，主动帮他们做工作。经过多次接触，宋寿田赢得了王尽美等人的信任。不久，经石钟智、孙景山介绍，宋寿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王尽美抱病来到博山，对博山的工人运动作了具体指示。由于宋寿田在工作中表现积极，思想进步，王尽美决定介绍宋寿田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6岁。宋寿田入党后，他感受到了党组织的力量，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更加忘我地投入革命工作，他觉得，在党的领导下，自己那股救国救民的热情更大了，更浓了，生活也更有意义了。不久，宋寿田的老乡，同兴公司经理宋次陶见宋寿田有文化、思想活络，善于和人打交道，便提升他担任了同兴公司大昆仑煤炭站的会计。从此，他便以经营煤炭的职业为掩护，秘密从事党的交通工作。

    1925年6月，正当山东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早就患有肺病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王尽美病情恶化。宋寿田惊闻此讯，急忙赶往青岛探望，接着经组织安排长途跋涉送尽美回家乡休养。一个月后，王尽美生命垂危，再送青岛医院治疗无效，不幸与世长辞。在这段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中共领导人是怎样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忘我工作的，他也又一次感受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他也深切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担当的责任。面对王尽美遗像，宋寿田悲痛万分，他暗暗发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一定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926年初，青年葛醒农、宋延琴为谋求生路，双双离开莒县家乡到博山投奔宋寿田。曾经在家乡时，宋寿田就经常帮助他们，并向他们传播先进的思想。在他们的眼里，宋寿田是值得信赖的人。他们到来后，寿田热情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大昆仑煤炭站当推销员。闲暇之时，宋寿田经常向他们讲述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革命道理，分析当时社会的黑暗。在他的教育帮助下，两位青年慢慢地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他们看清楚了当时那个社会的不公平，知道只有跟着像宋寿田一样的人，穷苦人才能过上好日子。慢慢地条件成熟后，宋寿田又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因为他又增添了新的血液。

    一年后，由于宋寿田对党的工作热情认真，党组织给了他新的指示，要求他到青岛分公司任职，他向公司提出请求后，公司同意他的请求，任命他为公司会计。宋寿田到青岛不久，青岛分公司的经理调走，他便接替了经理的职位。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受损失，临行之前，他推荐葛醒农接任了他在博山的工作，这样博山大昆仑煤炭站的党的工作依然正常进行。

    宋寿田担任经理后，为了便于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把妻子王菊玉与年方9岁的弟弟宋延平（即宋平）从家乡接到青岛。随后，他把葛醒农、宋延琴从博山调到了青岛分公司，让他们干会计和业务员，又从家乡请来一名叫宋鹤云的人在公司当厨师，这样，青岛分公司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自己人。这样安排，为宋寿田的秘密工作提供极大的安全保障。这期间，宋寿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更加积极，经常印刷传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消息。有一次，他们甚至把揭露青岛港务局内部丑闻的材料贴到港务局局长家的大门上，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恐慌。

    1928年底，已担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葛醒农，被捕入狱。当时，宋寿田正在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省委便指示他要千方百计营救葛醒农。宋寿田得到指示后立即动身到博山，约同乡宋次陶一起星夜奔赴青岛。经过周密筹划，派一位女同志扮作葛醒农的妻子前去探监，借机告诉葛醒农在狱中对敌斗争的策略，同时设法筹集了一部分银元保释葛醒农。经过多方努力，警察当局以证据不足释放了葛醒农。但这件事过去之后，宋寿田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为了不暴露他的身份，省委命他迅速离开青岛到济南，仍以同兴公司煤炭推销员的身份做掩护，进行革命斗争。

    宋寿田到济南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设。他决定由同乡宋彬如、宋延琴出面，在经一路纬三路开设一处“德成泰”煤站，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联络点建立后，党的地下工作者们都以联系买煤为名同宋延琴接头，然后由宋寿田接待。有的同志负有重要使命来此，在接头之后，就相约到经七纬六路的“公心里”住宅中密谈。寒来暑往，小小煤站不知保护过多少革命同志，接待过多少共产党员。

    宋寿田的革命活动，终于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1年深冬，在一个寒风刺骨的下午，4名手持武器的反动警察，踢开了宋寿田办公室的房门，出示了逮捕证。宋寿田情知有变，但并不惊慌。他沉着地向勤杂工张秀本递了一个眼色，便昂然走出了门外。张秀本和宋寿田在一起工作，受他的影响很深，耳濡目染，变得机智聪颖，立即领悟了宋寿田的用意，急忙溜出公司，跑到宋寿田家，将宋寿田被捕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妻子。宋寿田的妻子王菊玉闻此恶讯，连忙通知正在家中居住的几位同志马上转移，并迅速将家中存放的党的文件和书籍投入院子的枯井内。当警察前来搜查时，一无所获。

    宋寿田被捕后，被关押在纬八路监狱。敌人为从他口中抠出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对他施以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水鞭抽笞，无所不用其极。身强力壮的宋寿田被他们折磨得口吐鲜血，几次昏死过去。但他丝毫未泄露党的机密，他内心充满了对党的事业的信心，对当时黑暗势力的仇恨。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移的高尚气节在他的身上闪烁着光芒。残酷而愚蠢的敌人将宋寿田折磨40多天，却未得到一点他们想要的东西。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宋寿田，花了1000块银元买通警察局的头目，将宋寿田保释出狱。或许敌人的贪婪也是他们必将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寿田出狱时，遍体鳞伤，身体非常虚弱。这不仅没有消沉他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对敌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伤愈后，他便遵照党的指示，在济南北郊官扎营买了10亩荒地，办起了一座取名为“德华”的鸡场。鸡场引进了当时少见的“来克亨”鸡种，购置了孵化器，成为济南第一家现代化养鸡场。由于鸡场地处偏僻，买鸡的人又多，便于掩护进行党的秘密工作，不久，这里便又成了党组织的活动联络点。特别是从1930年到抗战前这段时间内，由于党组织屡遭破坏，德华鸡场便成为地下党员的避难场所。有些被敌人通缉追捕处境危险的共产党员，往往到这儿隐藏躲避，党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宋寿田革命立场坚定，他内心充满着革命理想——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正是因为有着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他为人就有着不一样的宽厚、善良。在家乡的贫苦百姓，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就四处讨生活。前去投奔他的，无论是求他帮助找个糊口的差事，还是接济钱粮，他都热情接待，尽力帮忙。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他从不拒绝，因此家里来往的人很多，人多的时候，一天要吃去一袋子面粉。自己家境毕竟不富裕，家人偶有迟疑，他也会教育家人：“革命就应该是这样的，要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的目标，不然，我们还革命干什么”。因此，宋寿田在家乡也很受人们的称赞，得了个“莒县宋公明”的雅号。其实，宋公明和共产党人的“宋公明”是不能比拟的。宋寿田在工作的同时，还不忘记对从小跟着他的弟弟宋平培养教育，时常给他讲述一些革命道理，宋平在他的熏陶和激励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我中华大地上践踏。在这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宋寿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要求到抗战第一线去。他经常对家人说：“国之不存，家又安在？热血男儿就当毁家报国。”党组织看他求战心切，便批准了他的要求，派他回莒县组织发展抗日武装。于是，宋寿田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携带妻子儿女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回乡后，抗日武装力量非常薄弱，资金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了工作，他毅然卖掉了家中3亩好地，那是他们家生活的主要来源。1937年初冬，为了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他又变卖一部分家产，到济南购买枪枝弹药。然而，当他带着购买的两支手枪上火车返乡时，不幸被尾随在后面的敌人逮捕。

    宋寿田在狱中，凭着自己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凶狠的敌人为从他口中得知山东党组织的情况，对他施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酷刑，宋寿田严守党的机密，宁折不弯。由于受刑过重，生命垂危。后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敌人才同意他保外就医。从家乡闻讯赶到济南的王菊玉望着遍体鳞伤的丈夫，不禁痛哭失声。宋寿田用颤抖的双手擦掉了妻子脸上的泪花，深情地说：“干革命，打天下，哪有不流血牺牲的？我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千万要好好拉扯孩子，不要悲伤，教育他们走正道、干革命。”不久，宋寿田终因伤势过重，虽经党组织安排多方治疗，仍不幸于1938年初春溘然长逝，年仅40岁。

    宋寿田去世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迫害，王菊玉带领一双儿女在济南隐居起来，过着清贫的生活。解放后，其弟宋平几经查询，才打听到他们的下落。1987年1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宋寿田为革命烈士。